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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与人——大师级人物范曾与杜维明对话

全文来自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BTV《中华文明大讲堂》栏目

根据录音整理  未经本人审阅

杜维明:

“天与人”----这是孟子那时候问的一个问题,特别突出表现在佛教和儒家。其中说到恻隐之情,也就是我们说的同情或者是慈悲。到底一个人他的同情、慈悲是不是内在的?另外一个人的理性如果不通过努力是否能发展?同情是不是自然的?假如同情是自然的,那么同情和一般的喜怒哀乐是不是同质的?我相信不同,因为同情心是越多越好,但是喜怒哀乐基本上要有点节制,要有点调和,否则的话会伤害你的身体,那就会影响社会的秩序。像荀子就非常担心,如果人的各种不同的欲望不断扩展,那社会就没有办法和谐,社会秩序甚至不能维持。

孟子很坚持自己的这个问题,我们对他的性善有时候可能有误解,坚持拣出一个问题说。假如一个人他有这种内在的恻隐之情,而这个恻隐之情也就是他的良知良能,这“良”基本上是内性而发。这个内性而发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或者像灵光一闪,显现以后就没有了,那有些人能够维持一两个月,比如颜回,也许可以维持三个月,但是很难永恒维持下去,即使连孔子是圣王,他都觉得有困难,但是这个良知理性如果显现的话,那就是人性光辉的显现,虽然它是内在的,但它绝对不是个人的,所以我们说心同此理这个观念。在陆象山提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人看起来都不同,但是我们在心的这一层次是能够包含天地万物,是可以相通的,人可以跟其他人的心灵相通,像哈贝马斯讲沟通理性,他们是从法律、理性来谈,那儒家的传统沟通理性,基础就是人与人之间可以有这种沟通的可能,可以有同情。同情讲起来就是像音响一样,同样的节奏它就可以共鸣。

 

范曾:

我想王阳明的心学是在理学的基础上是一个进步而不是一个反动,因为朱熹认为天地在未有之前总还有个理,他看作是心外之物,而王阳明不这样看,王阳明认为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甚至心外无天,他特别强调个人心灵救赎的重要,其次王阳明讲到‘良知者,是非之心也’。孟子讲一个小孩掉进井里去了,你的良知的第一反应,“哎呀,可惜,救!”然后功利判断来了,“他是地主的儿子,我救不救他?地主狗崽子,不救!”这是功利判断。秦二时的赵高牵了只鹿,到宫廷上来了,讲这是马,你想所有的大臣第一判断或者良知判断是什么?是鹿!可是跟上来的功利判断,“马,马,哎呦,是马。”于是赵高判断天下完全可以取而代之了,所以“是非之心”实际上是良知的一种表现,在很多问题上,是非判断差别不会很大,可是如果讲,加入了私心、功利,那判断的差距就有天壤之别,有时候会颠倒黑白、颠倒是非,这正是王阳明心学的修为所要拒绝的。

 

杜维明:

您取这个“天与人”的主题我觉得非常好,因为这个“情”应该不仅是在我们人与人之中,同样也对于生物,所以我们叫生命共同体。您作为艺术家,在绘画上面所体现的叫做体知,一般的话我们就看认知,尽量想办法来理解它,但是您是身体力行,进入宇宙大化,是另外一种感触,所以很多的艺术家,如果要画山画水的话,不只去做一些客观的研究,而是先到山里住几天、住几个月,了解到整个山里面的灵气,然后与山水可以有所沟通。

孟子所谓的浩然之气,后面所根据的是一个非常强的道德理念,我相信和康德所讨论的问题是有相关性的,即天上的星球和我们心里面的道德律之间的关系。那真正的道德律不一定是一般所谓的律,它是一种道德的情感和情操,这种情操它可以有浩然之气,因为后面它要支撑的是义与道,不只是自然生命和天地沟通的问题,而是有深刻的道德理念,这个道德理念也不是我们一般所谓的道德说教,而是一种为了人类充分发展,一种最核心的关怀,如果能够互相通透,那它的力量是非常大的,而现在我们看到最大的悲剧是人的力量放在了具有极大杀伤力的武器上,可以把地球毁灭好几百倍,会造成污染、暴力、恐怖,以及各种不同流行的疾病。

如果从王阳明、孟子他们来讲,人的自觉是来自个人内部的一个核心价值,而这个核心价值它可以有很大的影响力。现在很多比如美国的年轻朋友开始吃素了,他们的生活非常简朴,甚至修禅、修道,这种现象越来越明显,那么中国文化有没有这种资源?我觉得应该有,我们能够开发这个资源,像楼宇烈先生好几年以前就说我们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是什么?我认为这个主体性,一方面可以做进一步的开发,因为这个主体性绝对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绝对不是一个封闭的、排他的自我中心主义,这个主体性在很多地方是可以通过中国的医学、心学、艺术,也可以通过中国的最核心的一些政治理念,包括天下乃至协和万邦、殊途同归这些基本的价值来了解它,我相信这可以成为二十一世纪人类的重要资源之一。

 

范曾:

心学是不是唯心主义?我觉得完全不是,王阳明很注重现实的生活,他认为一个人的心量会有大小,可是良知是一样的,良知的发挥有大小,可是良知是本体并没有区别,这个和孟子讲的要集义养气是一个意思。“义”需要养,你养得越来越大,你的气越来越恢弘,沛乎苍溟的浩然之气那时候又是什么景象呢?诸位看我后面这张画,这画我主要是想表现胸中的对气的理解,要了解天地和人、天地和万物、天地和禽兽,皆同此理,皆同此气,就是王阳明讲的能够和天地万物同体,如果一个艺术家能够做到这一点,我想他就是一个好的、有意味的画家。我们的能力很小,我想艺术可能有时候比我个人的讲演更让群众容易接受,我想我们今天关于儒家、儒学的问题保存着一些争论,但是我们在座的诸位都应心平气和,这不是为了个人的名誉或者争学术地位,而是为了儒学在新的时代怎么样能够得到普世的意义。

最近我听到李源潮先生在哈佛大学的讲话,他特别强调了《论语·宪问》章里面提到的君子和而不同,这么大个世界,这么多的种族,这么多的语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给我的资料,世界上有六千到八千种语言,这么一个群体要叫它一天之内完全按照一个思维是不可能的,这种不同是永远存在的,君子和而不同,这个“和”就是个大同,我想我们今天主要关怀的大同,是人类和地球的终极命运,其他的差异都是小的,国家、党派、宗教、信仰、文字、语言,都是大同中的小异,因为比较起地球和人类的终极命运来讲,它是非常小的问题,我不知道掌握着原子弹暗号的人们怎么想的,你想在广岛、长崎两个原子弹那仅仅五万吨烈性炸药的性能。现在每一个原子弹都几千万吨TNT,这是可怕至极的东西,为什么汤因比把原子弹说成是危机的第一项?我想人类都在很多枝节的问题上,提出了很多改革方案,全世界戒烟像真的似的,一个个请勿吸烟,全世界禁造原子弹,这个才是当务之急啊。我想儒学未来的力量在于什么?在于它是属于世界的哲学。杜先生特别强调,未来要做世界公民,这一点不错,世界公民才是君子的大同世界。

 

杜维明:

您刚刚谈到大同,就是孟子的基本思想所说怎么样能够外推,你有同情之感,最亲近的人你不愿他们受饿、受冻,但是你对路人,开始的时候倒没有这个感觉。假如你慢慢往外推,逐渐的你的同情之感,就可以和其他人连在一起了。经过一个理性的思维,不完全是感性,从感性提升到知性、理性和悟性,可以说是程颐所讲的人应该“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中特别提出的敬的观念。敬就是对任何人与人、人和物之间都有一种敬意,不把外面的事情或者自然当做一个客观的集合体,我们随时可以利用它、宰制它。王明阳说“大仁者 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后来他进一步说任何人都可以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他举了些例子。

他不是说博爱就是我爱一切人、一切物没有任何分别,他讲的非常平实。开始用孟子的那一段话,您提到的看到这个小孩要落井的事情也感觉到震撼。那么有人说这个是人,那要是动物呢?孟子讲的齐宣王,看到牛要拿去衅钟(屠宰)有一点颤抖,他感觉不忍就换了一只羊,所以对于动物你也有这种感觉,再后来呢,我们明显感觉自然界树林都被砍伐了,这个砍伐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震撼,所以他说一个人对于其他的人、动物、植物、无生物都可以联系,所以说“大仁者 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我认为所谓性善,不是说有很多人都做好人这个意思,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内在的良知理性和良知良能,如果能够发挥它的力量,没有任何人可以影响它,这就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所以陆象山特别喜欢‘先立乎其大者’。大者就是我们的大体,我们的大体就是可以使天地万物能够连在一起的那个力量。另外就是我们人都有的食和色的自然的欲望、自然的冲动,这个在儒家是有深刻的理解。比如孔子说‘吾未见好德者如好色者也’,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性欲的冲动比道德的冲动还要淡的。这个冲动是大的,但是这种冲动要经过调解,要经过和谐。那么另外的,你自己本身能够发展出来的道德理念,跟康德所谓的道德律,那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你有你自己的意志,你有自己内心最深刻的情。

 

范曾:

王阳明的心学,绝对不是一些迂阔的儒家,因为他年轻时候信过佛、信过道,练过武,骑马射箭,他认为仙家就是自养,而这个佛家把心看作是个幻相。王阳明完全不是这样,‘吾性自足,不假外求’这八个字在对于王阳明是非常重要的,他把心灵看作是一个自足的体系。我们今天讲这个人犯了错误,我们开个生活批评会,他坐那儿慢慢听,可心里怨恨在增加,错误非但没有改,反而变得更坏了,一切都在乎内心的自觉。如果讲能够使一个人内心真正地感到有一种神圣的尊严,这个是达到内性自足的前提。如果他本身是个缺乏自信、自尊的人,你和他谈这些,他也许会不接受。那我们为什么要集义养气呢?为什么要拔本塞源呢?我想这都是从孟子到王阳明的一个重要的思路,特别强调一个人的内在心灵的修为。

所以讲王阳明的哲学,是一个非常入世之学,而不是出世之学。我非常感动的是王阳明对小儿的教育他都重视,他说小孩教育有三点,周校长将来的北大附中和小学可以参考。第一堂课音乐,第二堂课礼仪,第三堂课读书,音乐使小孩活泼,因为小孩是个游戏的年代,我们现在叫小孩坐在那儿死背,这种教育方法失去了天性。小孩玩的年代不是很多,不是很长,我们要特别珍惜他这个活泼泼的儿童心态,礼仪呢使小孩知道有所约束。比如讲小孩相见应该怎样,见到老师应该怎么鞠躬,然后让他在快乐的知礼仪的条件下读书,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教育思想。

 

杜维明:

陆象山说你要‘先立乎其大者’,你要建立你自己的人格,下面马上就说你要‘亲师取友’你一定要交朋友、找老师,因为一定要形成社会,如果没有社会的话,就很难再进一步。王阳明在龙场顿悟讲‘吾性自足’后,他马上就讲‘五经臆说’,背诵他以前记下来的五经和自己现在心里面所想的观念是不是有相合的地方,结果相合了。所以他自我作主的心态是非常强的,里面有一个观念,批评的太厉害了,我觉得应该厘清一下,叫‘存天理 去人欲’,一般认为这一段话是禁欲主义,就是完全把自己所有的欲望都要去掉,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一个人的真我——真正地自我和一个人完全受到欲望所控制的私我有很大的分别。这个真我来自天理,所以他有超越的那一面;私我则完全为一般的感情所束缚,这些感情本身一点坏处都没有,但是当他们表现得过分的露骨了,比如我们喜欢吃,但是吃到使自己的身体受到伤害了,就需要有所调节,这个调节就是人欲的问题。人欲就是说你应该做的自然的合节奏的那种感情表现之外,你过度了,所以程颢他就讲‘吾学虽有所受’,我的学问可能来自一个不同的起源,但是天理是我自家体会出来,而且他说他了解了天理以后觉得非常愉快,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这个愉快就是这种学问,可以增加我们的福感。

 

范曾:

王阳明对孔子的敬重从一句话可以看出来,他说孔子讲‘《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思无邪’,他说岂止是《诗》三百,六经也可以用这三个字,‘思无邪 贯之’。我们如果把这三个字记住的话,真是受益匪浅。作为学人、政治家、企业家都是,作为艺术家更是要思无邪。不要走上邪念,可是不是邪念,我想自己心里也清楚。吾性自足这东西危及了别人,损害了别人,别人会不愉快,都是自己可以体察到的,一体察到就提醒自己不可做,时时刻刻这样就会成为一种习惯。我想不仅可以处理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都非常有用。对我这个民族有利了,对其他民族有没有侵害,你这个国家有没有做到思无邪?你说假话了,在国际会议上老想着其他国家给我们点好处,没想到自己国家给其他国家提供了什么。为什么要开国际会议?国际会议就是全世界的各国都要把这个事情当做切身的事情来做,求诸内不假外求,强大的经济发达的国家对别国的帮助是他们的良知启发的,这样的话可以扩而大之。

 

现场提问

1、楼宇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儒家思想里非常强调敬天、畏天的思想,请问我们儒学为什么要如此敬天、畏天?

 

范曾:我们人对天的认识,现在还非常的浅薄。庄子书上讲‘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这是自然的存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在而已然的存在是谓自然。它自在,因为它无所不在,无所不合理,无所不恰到好处。你举起头来看看天上的云在飘动,你说哪个云飘错了,哪个云飘的不对,没有,天地一点没过错。你说山中流水出来,它不择地而流,它流的都那么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人类的美感比起天地来还差得很远。所以过去有人讲画张画,讲江山如画,周恩来说还是画如江山吧,江山还不如你的画,不免妄自尊大,画如江山就不错了。我们经常很尊敬地称艺术家是自然之子,这已经很不错了,齐白石是自然之子,我们不做自然之孙就很不错,你更不要讲我就是上帝,我们的德能和天地之德有一点相侔和,就是大德行。

 

杜维明:作为德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它是要创造生命,但是它创造生命是无心而成化,它不是主动自觉像人一样来创造文化,而是自自然然就创造了生命。这是一种无为而化的精神,天有无限的可能性,但是它又有一定的规律,这规律不仅是自然的,而且规律和人的生存之道是能够配合的,所以人要从天所学到的不仅是他的博大精深,而且是他之所以能够‘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所以道德在这个意识上还不是规律,道德的本身是一种人性的创造,在这个方面,学天就可以和自然、人世有一个比较圆融的配合。

 

2、王博(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儒学正走向我们当代中国的前瞻,二位能不能够再做一点评论?

 

范曾:儒家讲上畏天下畏人,不是怕而是敬畏,谈到儒学走向世界,我想儒学走向中国,当然是第一步。而现在儒学走向世界,就是孔子学院遍地开花。现在全世界大概有300所孔子学院,孔子学院要叫西方人了解中国比较困难,因为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我可以讲不如中国人对西方人的了解,西方对中国经典的认识一直到十九世纪,黑格尔都有所误解,他说我本来没有看孔子《论语》的时候,对孔子朦胧之中有些敬意,等到我看了孔子书以后,他不过讲些日常的话,没错,他不像你的这个哲学,那么鸿篇巨制,可是中国的儒学作为一个学问,它本身的审美价值、语言和思维的审美价值,从审美高度来看是非常有意味的。

 

杜维明: 我想这和儒家传统一些比较核心的价值有密切关系,就是一种敬畏感,如果没有敬畏感,又不怕天又不怕地,什么事情要做都可以完全靠人的意愿来做。我认为我们现在要跳出个人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就要把所有的价值,都以人的满足为唯一的标准,那么要跳出人类中心主义,我们要重新了解,一方面就人的尊严,人和宇宙大化之间的关系乃至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人可以通过自觉了解到天给予我们的准则。所以我们的道德行为,不仅是为了个人、家庭、社会甚至为了宇宙大化,才是所谓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那么在这个新的视野之中,前面所提到的那个敬畏感,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

 

3、朱军(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我进门之前碰到了一个学生,他问我来做什么?我说来听一个讲座,关于天与人、儒学走向世界的前瞻的问题的两位大师的讲座。学生听后说那挺好的,我问他怎么不去?他说去不了没票,我说那如果我带你去呢?学生说我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这个话题是你们这些“吃饱了饭”的人探讨的话题,对我这些还在“找饭吃”的人来说离的挺远的。请问两位大师对这种说法有什么看法?

 

范曾:我希望他能够早一点找到工作,不听我的讲话无所谓,目前他找工作很重要

 

杜维明:我也简单说一下,有些企业家一直在追求成功,但是成功之后是不是再成功,如果不再成功的话,追求什么?他当然是追求人生的意义问题,这位朋友现在有燃眉之急,就是王阳明讲的‘不患房宫 只患肚子’,他不来听这个报告,把所有的事情集中在找事情是好的,但唯一希望他不是为了找事情而找事情,他还有一个向上比如说能够培养他自己、能够发展他人格的意愿,只要有这个向上之基,那他再多的时间花在跟我们讲天与人没有关系这个事情上都是有价值的。

 

4、北京大学学生:在我们国家什么大事情都讲指导思想,请问我们儒学或者我们中国的这种中华民族精神,在这种指导思想中处于什么地位?它和其它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关系?它和其他的指导思想这种博弈会是什么样的现象?

 

范曾:中国古话讲要言不烦,孔子讲仁‘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就讲这个人要孝顺,这也是孔子讲的仁,如果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这样一个大同的境界,全世界都这样想的话,我想地球村会很美好。我和杜维明先生不能发明一个原子弹,像奥本海默或者像爱德华·泰勒造个氢弹,我们有很多的思维,这种思维可能会产生爆炸,产生核变,就是我们要把儒学的真面,恢复其真面。而这个真面是为世界人能接受,真正的化为世界的现实,这当然是一个宏大的愿望,那么这个需要无数的知识分子做的事情,中国的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同样有责无旁贷之职。

 

杜维明:我顺着范先生的思路提一点我的想法,在儒家传统里面,即使今天我们没有出现像康德所写的那样完整、精细的推理,我们需要很多代人的努力。年轻的朋友有这个志向,在中国儒家可以说是‘一阳来复’吧,才刚刚起步,我们提到国学、传统文化,都有很多的争议性,都有很多讨论,我想我们也需要经过一番整理的工作,相信这个传统它代表的比较宽广的人文视域有一定的现实价值,特别是面对二十一世纪人类所碰到的一些困境问题。

 
陆大道:城市群发展的空间战略影响国家未来发展

陆大道:城市群发展的空间战略影响国家未来发展

20091230

陆大道  著名经济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长期从事经济地理学和国土开发、区域发展问题研究,曾参与《全国国土总体规划》、《国家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及环渤海地区、沿海地区、东北地区、京津冀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西部地区等多项国家级及地区级规划的制订和战略研究。

 

  论坛上,中国社科院院士陆大道教授表示:经济全球化正在引起城市之间的关系,在全球发挥着重组,形成全球的体系和大都市经济学。

 

  在经济全球化驱使下,由门户城市及其腹地组成的具有密切劳动分工的城市—区域,我们中国要塑造这样的单元,由城市扭转一个区域,这样一个单元是有竞争力的,就像一个人,有他的头脑,有他的身体,有他其他的各种肢体,这个很好,这样的人肯定是强而有力的。国家需要这样的区域。

 

  大都市经济区的空间结构。大都市经济区的核心城市的核心区的空间结构一般是高级服务业,有国家银行,或者跨国公司的所在地,商贸、研发、中介、服务、广告,这些通过网络化的信息联系,对大范围进行控制。在它的外围和一般城市经济区其他的城市,或者更大的外围,它是制造业和其他产业,交通运输业、港口、仓储等等。这样的结构如果在制度管理上更加一体化的话,他就有新的点,不是说珠三角和长三角已经形成了,他们离的还很远。所以核心区的作用充分表现在生产业、服务业、金融、财会等工程、人才培训等,这些需要大量的土地,但是它的功能没有这样的功能强。

 

  大都市经济区的核心城市。在经济上是命令和控制中心,在空间结构上是全球城市网络重要的节点,在文化上是多元的和具有包容性的,在区域层面是全球化扩散到地方的门户。以城市—区域的空间形态构建应对全球竞争的国家竞争力,国家内的区域竞争力是区域发展和区域规划的重要目标。现在十一五搞的大规划,我有幸参加了几个大地区的规划,相信都体现了这一点,就是要促进它更加一体化,使城市和区域之间的联系一体化。不可能大家都是同样的经济利益,大家都进入国家战略,所以这样一个大区域规划的目标,“十二五”要继续加强这样的目标。这就是经济区里面的要素在不同的空间制度里相互联系和作用的机制的图解,这是它的空间结构的图解。

 

  大都市经济区在空间表现上大运量的高速通道联结的、庞大的、多核心的城市群,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克服了空间距离、经济距离,生产和服务的交易成本,投资回报率和要素收益率明显提高。由于经济活动高度密集和在空间上的压缩,大都市成为国家和区域的核心区。大都市经济区要优化开发,当然它也加剧了不平衡,我们可以做很多工作。

 

  大都市经济区的规划,主体功能、空间结构、支撑体系、权力结构。除了这些,还有一些配套的功能,就像产业结构一样,它是一个有机整体的两个表现方面。如果行业结构合理,不见得非常有竞争力。它还有地域上的结构,它是高密度、高效率,经济、社会方面的压力很大,必须有各种支撑系统,保证它不至于高效运作。大都市经济区我们这几年做了很多工作,做了很多规划,人们都欢迎、喜欢,各个省要打造什么群,做了很多工作。

 

  当然,经济规划、长三角地区规划、珠三角地区规划,深圳和广州还有很多比较和研究,这两个发展应该是可以有差别。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和京津地地区都面临着城市群,包括中原城市群等等都希望达到国家的战略,成为国家的第四级,因为有三级了。大家想过没有,以这两个城市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地域单元要进行一体化,它的内涵,有竞争力的地域单元代表中国,在世界上体现中国的意志,体现中国的力量,这样一个竞争单元需要做哪些事情。

 

  前面讲的定位、基础设施、结构调整,很多关心的是这个事。要很多领域一体化,关于城市群的研究是1962年一位法国经济学家提出的,去年他的研究进一步的发展,他的书里面大量的研究他的概念。去年他打的牌子叫新经济体学,他做的工作比经济学家要深入,更具有特色。他在40多年前认为未来世界上有56个城市群,当时只认定了一个,就是纽约到费城这一带。我们讲中国要有两个或三个进入城市群,不是说给它划一个界限,给一个结构就可以,有大量的工作,定位、定向、调整,基础设施高度发达等等,整个工作很重要,这个工作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成本也很高。在传统意义上的,大家认为这种城市群是有机整体的城市群,不是空间或者形态上的概念。这种有机的城市群,人们在这个城市群的工作,在任何一个城市都是一样的,因为它的扩大性在一个小时左右。

 

另外,这里面很多系统必须一体化。现在每个城市,所有的管理系统都是统一领导,那时各个城市要把权利交出去,不然就没有一体化的效应。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说,所有的城市群搞同城化,利益冲突很多,人员怎么安排,利益怎么分配等等,就是权力的调整和转移。这样的话,中国未来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寄托在空间的战略上,寄托在两三个城市群体,高效的,有全球影响力的,是全球的节点,这样的地区是符合整个中国的长远利益和战略利益。半年以前中国工程院几位院士向中央有一个报告,我们讨论过一次,如果哪一天在中央的规划中确定了几个城市群,那就无形中告诉了一个信息,大家不要攀比,大家也不可能都攀比。当然,全国很多地方产业发展、城市发展,这些都要发展。

 

中外名家第二百零四期讲座嘉宾

 
吴敬琏:增长转型是唯一出路

吴敬琏“中外名家”开讲:增长转型是唯一出路

          ---2.23中外名家系列讲座《增长转型和产业升级的迫切任务》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增长转型和产业升级的迫切任务》,现在更流行的说法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最近在中央党校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关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研讨班上,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连用了50加快这个词,说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可见问题的紧迫性。

 

财政政策出现两难 出路就在转变增长方式

这次金融危机让我们意识到增长的模式如果不改变,将导致整个金融体系变得脆弱。依靠投资、出口来支撑的增长方式会造成内部需求不足、储蓄率过高、投资率过高,从而引发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资产泡沫,以至于通货膨胀,让经济体系中充满了虚拟的资产,最终由流动性泛滥变成流动性的极度短缺,出现所谓资产负债表的危机,就是资产方和资本负债方不对应了。

    政府用什么办法来克服危机呢?一是财政政策,一是货币政策,用救济的方法去增加需求,把这个窟窿补起来,把已经消失的信用,用政府信用去代替,维持经济的运转;但是这是一种短期的解决办法,不能长期维持,相反在某种情况下还会重新创造爆发二次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它用了大量的政府发出的货币去支撑这个市场,金融体系中又会积累起更多的虚拟的财富。

去年下半年我们就看到这种两难的状况,去年货币增长了30%左右,物质财富的创造充其量也就是10%,大量的货币没有对应的物质财富。但是撤下来经济就会极速地往下走,因为盘子已经很大了,如果继续往上加,泡沫又会形成。好像没有出路了,出路在哪里呢?出路就在于转变这种经济发展或者叫经济增长的方式。

经济增长中是靠哪些生产要素来支撑的呢?过去我们主要是靠资本,还有自然资源,就是土地这个要素支撑的,现在要转到靠就业、靠人力资本支撑。

在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土地的情况下,社会总收入主要是分配给了资本和土地的所有者,首先是政府,土地是属于国家的;最主要的资本所有者还是政府,其次是富人,越富的人,他的消费倾向越低,大量的钱拿去投资了。所以靠这两种收入,我们消费是上不去的。我们的消费主要应该靠增加普通劳动者和专业人员的收入,这就应该增加我们生产增长中的技术含量、知识含量,从而增加对专业人员的需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转变不是新问题 体制障碍是难点

回顾1959年,苏联曾说15年超过美国,到了1965年,他们发现一方面GDP的差距缩小了,但是技术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差距却拉大了,经过讨论发现问题就出在增长方式上,当时增长的唯一来源就是投资。而西方国家的增长,在二次产业革命以后发生了改变,主要是靠效率提高。《资本论》中就说到靠资源投入这种增长叫做外延式的,或者叫做粗放式的增长。而靠效率提高的增长,叫做内涵式的增长,或者叫集约式的增长。苏联为什么从60年代中期就提出转变,但是一直到1991年苏联瓦解,始终没转过来呢?其根本的问题在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一定是搞粗放的,改不过来的,

改革开放开始以后,我们提出20年翻两番,到了世纪末回头一看,翻两番是超额完成了,但是效率没有提高,还是靠投土地、资源,最终需求不足,要越来越多的依靠出口。所以1995年《关于制订第九个五年计划建议》里提出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就是从粗放的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的增长方式,还有就是体制的转变,第二个根本转变是第一个根本转变的基础。但是执行状况不好,没有转过来。相反到了21世纪初期,反而来了一次大规模投资来提高增长率的高潮。

因此2006年《十一五规划》对增长方式的转变和途径做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比如说要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提高制造业、发展所谓现代先进制造业等等。但是执行情况全国看起来很不平衡,有的地方如深圳、苏锡常很不错,深圳华为、中兴等企业走在了世界前列,苏南地区在金融危机来了以后,受到的影响就比较小。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并不好,根本的问题还是体制性障碍太多,创新和创业的环境亟待改善。

体制性的障碍,我归纳为四点:第一点就是政府支配资源数量大,力量强,而不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比如最重要的土地资源和信贷资源;第二点就是对于政绩,好像主要的标志就是GDP;第三点是财政体制,包括收入来源和支出;第四条是市场化的改革,上游产品、原材料的价格等不是由市场去配置,而是被行政扭曲了或者直接用行政配置,促成资源的大量浪费,政绩工程遍地开花。这个体制如果转不过来,不管用多少政治号召、道德上的说教去打动,作用都不大。

 

转型主要途径:发展先进制造业、培育新兴产业

那么要如何做呢? 我认为其中两条最重要,第一是改造现在我们的加工制造业,我国经济中比重占得最大的就是制造业,这在世界上几乎没有的。台湾宏基的创始人施振荣在1992年提出的一个口号,叫做像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台湾以前做代工,跟我们现在加工制造业大体上是相同的,但是后来不行了,他们就靠这个寻求出路。中间是简单的组装、加工,盈利性很差,赚钱在两头,前端附加值比较高的是研发、设计等,后端是品牌营销、渠道管理、售后服务,售后服务一直到金融服务了。台湾信息产业的企业大致上在90年代初期完成了这个转型。如今我们靠便宜的劳动力,已经跟邻国没有竞争力了,因为他们比我们还要穷,劳动力更加便宜,我们发展了30年,农民工生活需要改善,所以一定要转型。

另外一条是要培育我们的新兴产业,我们的加工制造业的基础雄厚,产业链相当完整,完全有条件培育自己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拳头产业,完全有可能在国际的技术标准的制订上有一席之地。比如三网融合、移动标准、ICD、电动汽车等,另外还有新能源的问题、煤的综合利用的问题等等,都需要大家努力。

 

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 警惕“开倒车”现象

    消除体制性障碍需要建立有利于创新、创业的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比如说平等对待各种不同所有制经济,比如说法制环境就需要营造,我们调查到很多地方有保护本地企业、用垄断压制创业企业等现象,有人说《反垄断法》不能够反垄断,要反造成了坏的后果的垄断,说国有企业垄断好啊,挣钱是国有、国家力量。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怪圈,因为垄断会造成寻租和腐败的蔓延,然后再把罪过加在市场改革身上,说就是要加强行政的干预、国家的垄断再来杜绝,而越是这样,这个寻租的条件就越加具备,腐败就越制止不了,因为到处都是有寻租的可能性,法不责众。这个倒退是绝没有出路的。

另外习惯上,我们一要搞科学技术竞争,就是政府主导和规划,政府调配人力、物力、财力、公关,有了发明以后,政府再让什么企业来把它产业化,这不利于我们的产业转型。政府需要对技术创新和新产品有倾斜性的政策,跟市场的力量要形成合力,而不是对着干。

因此政府应该提供良好的环境,另外还可提供共用性的技术。以前日本在赶超的时候,用了PPP的方式,叫公共单位和私营单位的伙伴关系,如日本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赶超,几家大的电器制造商入股,政府通常是对应的入股,开发以后,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商品,全社会都可以用。后来美国用的也是这种办法,台湾用得是比较好的是它的工研院。

    还有政府可以对于新产品从公共开支中给予补助,但是应该补助给消费者,而不是补助在定点的厂,是由消费者去选择哪一个产品好。

    政府需要做到有所不为,第一就是不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还有就是不指定技术路线,各种产业它都有技术路线,有争论,最好领导不要去制订技术路线,这个风险很大,日本吃了很大的亏,因为技术的可能性很难百分之百看得准。

因此有很多事情需要研究,这关系到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够真正的走出危机,需要我们大家来共同努力。

 
周大地:中国国情下的能源应对措施

中国国情下的能源应对措施

【名家简介】

周大地:著名能源经济学家。现任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联合国全球环境基金第二届科技委员会委员、《中国能源》杂志社编委会主任等。曾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所长、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二、第三次科学评估报告主要撰稿人,并被联合国环境署聘任为第二届全球环境基金科技顾问委员会委员,荣获2000年度OECD(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国际气候技术推动奖。

 

多方搏弈 气侯背后的经济利益

众所周知,哥本哈根气侯会议斗争激烈,因为气候变化所要采取的措施背后是对各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

此次斗争中争议点集中在把全球的温度上升控制到2摄氏度以内,是否对应着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需要减排50%?对中国这种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提出如此严格的限排指标是否合理?

另外是美国要放弃《京都议定书》目标。按照《京都议定书》中要求:发达国家带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从总量承担有约束的减排目标,而发展中国家不规定具体的减排目标,采取适当的行动即可,而且应该得到发达国家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而就目前执行情况来看美国对提供资金、技术态度消极,并表示排放大国应包括中国、印度、巴西这些发展中国家,并且应该同样接受减排核查。

发达国家想在少数国家集团内部来确定原则,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高度团结对这一不合理现象进行了有力的抵制,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形成了新兴国家的核心集团,中国没有被孤立。

 

重压之下的中国态度

在此次斗争中,中国的压力非常巨大,发达国家要求中国承诺更多的减排目标,从40%45%提升到55%甚至百分之六十几;有发达国家甚至公开表示中国现在是最大的排放国,已经没有发展中国家之说了;说中国现在经济形势很好,不能考虑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中国应该出钱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甚至要求中国在2015年就要达到峰值等等,条件非常苛刻。

面对压力,中国决定坚守原则,守住底线,同时作出必要的让步。原则是:坚持《京都议定书》主要方向,不接受2050年全球减排50%的定量目标和峰值问题;要求区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责任,接受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核查。但是考虑到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况、排放情况和19921997年相比有重大区别,温室气体排放量成倍增加,我们主动提出单位GDP温室气体排放要减少40%45%,将发展非化石能源的比例提高到15%,加强植树造林,增强碳汇等等措施。

这些不是出于谈判的压力,而是中国作为第一世界排放大国决定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行动。我们并没有完全按照《京都议定书》,别人拿钱你才干,不拿钱和技术援助就不干,这就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姿态。

 

主动让步后的中国隐忧

全世界排放的增加量里,中国占了大约将近一半。我们人均排放也超过了世界的平均水平。于是有人抱怨,所有发达国家减排加起来,减少的不如中国一个国家增加的,那么全球想要减少,就没希望了。我想这是事实,如果中国2020年的排放量成了美国加上欧盟的总和,那时候中国就很难过了。

    还有人提出,中国大城市的拥挤程度、豪华程度、大型化程度不比发达国家差,怎么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有些国家提出来,中国应该分成发展中地区和发达地区,中国的城市已经是发达地区了,也应该减排,农村可以当做发展中地区继续发展。这确实也是客观因素。

抛开国际性的问题,中国自己的状态也需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中国环境条件相对脆弱,这么多年农业经济,人口过多,很多地方已经到了不适合于人的居住,比如西北。如果中国的气候变化使水资源、降水等问题进一步出现不利的因素,将面临严重的生态移民问题。如果真是有几百万人要重新安排,中国的社会问题将非常严重;如果气侯问题危及农业,中国吃饭问题也将非常严重。

 

控制产能过剩是减排关键?

控制温室气体的关键在哪里?在能源领域。主要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来源于燃烧各种矿产能源、煤、石油、天然气,煤炭的单位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最高,中国占世界上煤炭使用的百分之四十几。

能源结构调整很关键,它取决于技术经济竞争力,现在石油天然气是最好的能源。从柴草时代变成煤炭时代,再变成石油时代,现在变成石油后时代,有人说以后的时代是可再生能源时代,阶段漫长。

发达国家工业化以后,它的工业能源只限于能源消费1/3左右,其他都是在交通和房子里头,所以它关键是消费方面降低了;而我国工业产业用70%的能源,在交通和民用比较少一些,产业方面怎么降低能源增长是我国面临的重大问题,特别是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方面的合理化。

但出口占我们制造业的比例过大,去年的退税加起来一共6500亿,中国人每个人为外国人补贴500块钱,足以养活5千万人了。中国产业过剩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现在干的活更不值钱了,挣得更少了,产能越大,单位得的反而越少。OPEC为什么能够控制石油价格?它就是不产能过剩,它的产能是看市场的,让你紧缺。中国现在大量引进投资,非要把投资搞得高高的,所有的产能都是过剩的,最后结果是我们投资效果很低,我们的单位产出得到的很低,这种发展模式还能进行下去吗?

中国GDP要从现在三千美元变成两万美元,能不能把我们的劳动量扩大六倍?不可以。能不能把我们的煤炭再扩大六倍?不可以。能不能把我们的5亿多吨钢铁变成20亿吨、30亿吨?不可以。只有靠我们来解决现在的低价竞争,做坚决的调整。我们的经济发展不能再继续靠走扩大产能、扩大规模但收入低这种道路,而是应该走单位投入、单位产出、提高劳动收益这样一个途径。

 

中国国情应该发展水电、核电

    咱们的国情有别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油气占60%甚至更高,核电在很多国家也占很高的比例,而煤炭在欧洲国家平均不到10%,有的国家根本只有百分之几,清洁化已经做得很好了,所以他们想低碳,在能源结构调整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路子走,包括水电。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水电,能开发的都开发完了,像美国、日本开发率80%以上,个别国家达到90%,所以他们搞结构优化,就直接上了可再生能源,如风电、太阳能或者生物质能等。

    中国是不是这种情况呢?不是。中国现在以煤炭为主,天然气占2%,核电搞了十几年,现在才9百万千瓦,在我们的发电里头,占很少一点。我们水电还有70%没有用,中国的能源结构,特别是近期的,近20年的,要从我们国家的实际出发,用能够利用的大规模的、又有经济性的可再生能源,比如水电。核电现在发电的成本已经可以和火电比拟了,不要国家补贴,这些应该多搞。所以,我们首先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发展我们的低碳能源

摘自中外名家系列讲座第202  《周大地:气候变化和我国可持续能源发展》

哥本哈根会议相关背景:

哥本哈根会议期间,去了几万人,让人深深的感到、体会到这个会议的热闹。哥本哈根本来是一个一百万人口的城市,整个的丹麦也只有500多万人口。然而,去了几百个部长,一百多个国家元首,会议日程与安排非常困难;另一方面,有好几万NGO组织成员,会场非常热闹,气氛非常热烈,但是这个会也开得非常艰难。整个会议的日程各方面的斗争非常激烈,一个国际会议,有很多时候,通知说早晨九点开会,十一点也开不成;有的会一开开到第二天早上,日程拖得非常缓慢;甚至到了会议最后一天,本来想各国高层领导去,基本上是接受会议成果,大家说点好话。结果没想到,临近闭会,很多关键问题还没有吵下来,只好由各个国家领导人亲自出马做活动,最后处理了哥本哈根决议。这个决议,现在看来各方面的反应非常不一样。

 
阮次山:中国成熟外交最缺什么?

中国成熟外交最缺什么?

【名家简介】

阮次山  著名时事评论家、专栏作家。现任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首席时事评论员。曾任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新闻编制组组长、美国《洛杉矶中报》副社长兼总编辑、台湾China News副社长兼总编辑,在新加坡《联合早报》、香港《经济日报》、《亚洲周刊》、马亚西亚《星洲日报》、纽约《中外论坛》等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报刊开设专栏。主要著作有《风云对话》、《冷战》、《冷和》、《震撼与抉择》、《透视日本》、《台独能走多远? 》等。

 

哥本哈根会议美政府大耍外交手腕

今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从外交的观点来看,这是我们在走向大国台阶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很好的训练外交手段的机会。在气侯问题上,中国和美国是最受关注的两个国家,一个是全球排放量最多的发达国家美国,另外一个是全球排放量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所以成为全世界针对的目标。

在2009年9月联合国气侯大会的时侯,可以看出是中国一路占上风,这是因为胡锦涛主席在纽约发表的演讲非常实在,提出了具体实现目标,被全球惊为天人,而同一时期奥巴马没有提出任何的方案,只是作了一些口头承诺的动作,引起国际社会不满。全世界在那一个礼拜都以中国作中心,不管是气侯变化还是核问题等等。

那么这次在哥本哈根,我们看到美国政府非常巧妙地把他的劣势变为优势,然后把中国的优势变为劣势,这里面使用了各种的外交手腕。

 

成熟外交 贸易有纠纷才正常

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外国人如何看中国人?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谈到中美关系说现在已经发展到一个成熟的关系。

什么是成熟的关系,这意味着没有双方解决不了的问题,任何的外交冲突都可以用谈判的方式去解决,任何的外交的颠簸都可以用平常的心来对待,两国之间已经离开了意识形态的斗争,而是集中在贸易跟经济的纠纷。在国际外交上,如果在贸易跟经济上没有纠纷,这个关系是不正常的,有纠纷才是正常的,这是国际社会上一个通例。

回过头看,希拉里这段谈话就是要放出信息,在美国对待台湾的问题上,应该多角度来看,这是美国外交战略上的一个非常高明的棋子。美国用台湾问题来牵制我们已经有三、五十年,从冷战时代开始,一直到1979年用台湾关系法跟我们建交了以后,依然用台湾关系法这个奇妙的筹码来控制我们,用军事论题来牵制我们。

因此在研究中美关系的时候,我们反向思考一下,如果没有台湾问题,中美关系会变成怎样?如果我们不在乎美国对台湾并没有实际意义的军售会怎么样?其实美国卖给台湾的很多军事设备都是些破铜烂铁。我们手里面拥有的是什么样的筹码?包括美国接见达赖喇嘛这样的事件等等。

 

大国民心态增加外交筹码

我发现现在中国的一些年轻人,在很多的地方极度的自卑或者是极度的自大,在一些并不完全了解的事情上过度情绪化。我们已经是一个大国了,什么叫做大国的国民呢?我们是不是配当一个大国的国民呢? 2001年9·11事件发生了,我们的一些网民居然表达幸灾乐祸的情绪,说打得好,美国人死得好,可是你别忘了那个里面有中国人的,有世界各国的人,就算没有这些人,光是美国人的话,以人的观点来看,我们的青年怎么能如此的冷血和幼稚。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下定决心要从事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如何做一个大国的国民。你可以看到,9·11那一天他们从世贸大楼走下来时,没有发生弱肉强食的状况,很多人让妇孺老幼先走,这是一个大国的国民所表现。不管你喜不喜欢他,可是他有很多东西值得你去思考。

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教育非常的彻底,他们发生任何的事情,都团结在国旗的身边,千万不要在美国人面前骂美国,他会跟你急,跟你玩命。爱国,责任,荣誉,这是美国西点军校的校训。这次奥巴马访华举行的阅兵仪式上唱到美国国歌,所有的官员包括奥巴马全部右手扶左胸致敬,这是从幼儿园就开始训练,是爱国的一种表现。1992年我跟江主席见面的时候,他问我,你觉得我们这个国家需要改善什么?我第一个就跟他提这个,所以半年后,我们中小学一个礼拜几天要升旗。

我提倡大国民运动,第一个就是爱国,有很多的网民说阮某你既然那么爱国,你为什么不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认为必须要了解的是,没有中国就什么都没有了。爱一个国家永远是无私的,美国政府今天共和党,明天民主党,但是国家是不可以变的。爱自己的国家是没有条件的。

 

摘自中外名家系列讲座第201  《阮次山大国崛起与国民心态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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